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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寻求工残丈夫的女人作者：李生德

《大漠札记》系列 第四部分《人啊人》第十一篇

捉弄人的命运之神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老路上，

这人世间难道真有种东西叫天意么？

——题记

宫常娜一度曾经有个非常迫切的要求，乍听起来肯定会让人惊愕不已：极力想寻找一位因公致残的男人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

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蹊跷，你若心心念念，执着努力，天老爷迟早会让你如愿以偿的，我写的这个故事就是证明。

我和宫常娜1965年乘坐同一列火车来到河西走廊，成为了一名军垦战士，曾是老二连的战友。文革之初农场乱了套，完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她请假回到家乡青岛，一直托病没有返回农场。我们从边湾农场转移到下河清农场后，前后将近十年，直到1976年仍滞留未归。

在家乡，我们两家都住在青岛老工业区的沧口。上世纪七十年代沧口街的中心街道是个十字形格局，东西为振华路，南北为四流中路。西面沿胶州湾沿岸设立了诸多大型纺织工厂，多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日本第一次殖民青岛期间。东面则为30年代以后辟出的商业居住区。宫常娜家住在最大一家纺织厂的普通职员宿舍里，是座当时为数不多的三层楼房。这是片按照厂内职务等级严格划分的区域，住在这里的人对海边那片高级职员别墅区的居民有种谦卑的仰望感，又对共用“大茅房”（厕所）三等房子的基层工人宿舍含有某种鄙视不屑的态度。

我家住在振华路上的沧口广场南门口，商业繁华区的大杂院里，居民多为小职员和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院子门口来来往往的人多。因为这个缘故，我遇见了伴随她爸爸一起来逛街的宫常娜。

熟人相见，自然要寒暄一番。

听说我是刚从农场回来探家的战友，父女俩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络，不停向我打听农场的近况。我据实以告。她离开农场时间已久，粮户关系及工作关系仍在农场里，非常渴望了解那边的情况，此种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交谈结束时，我顺便问她回不回农场去，如果想回的话，可以和我一道走，路上多个伴也好互相照顾。她爸爸说：“她已经在这里找好了对象，正在准备结婚，不能回去了。”

因农场知青是国营企业职工，如果找到合适的对象就可以随夫调动工作，将户口迁移走，摆脱大西北农垦生活的困境，许多女战友就是选择这条路子离开的。别看有些人表面上说人家这是逃避艰苦锻炼之类的违心话，心里可是羡慕至极，并竭尽全力效仿之，只是看有没有机会罢了。

我与宫常娜第二次见面是她自己找上门来的。我问她婚姻大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她说的内容与他父亲所述的差距很大，并向我倾诉了自己心中的苦衷。原来，知青要想回城一般只有两条路径可走，一条是病退。这很麻烦，上面卡得非常严，折腾起来往往是九曲十八弯，成功率极低。另一条就是夫妇两地分居。她瞄准了这个政策漏洞，在拼命寻找一个身有残疾的城市男人作为自己的丈夫，最好是因工致残者。企业的职工一旦成了残疾，就需要有人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组织上只得网开一面。如果他是从农村找的对象，可以把女方的户口迁移进城市来，如果那是个农场职工，自然就可以因此调动工作了。这也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考虑嘛！宫爸爸到处打听哪里有这样的茬口，好让女儿摆脱那个远在戈壁滩上贫穷劳苦的生活环境，真是用心良苦，无所不用其极，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为他父亲能有这样的心思既心酸又感动，也为她的做法感到悲哀痛心可怜。为了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真是不顾一切地拼了！

“说了半天，你到底是找到了没有？”我问她。

“前几天有人给介绍了一个，住在这东边不远处郊区的一个村子里。”她说，“那人原先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上夜班时因为打盹迷糊走了神儿，不小心从工作台上摔下来，跌倒在化工原料池子里，浑身被酸还是碱给烧伤了，达到多少度我不知道。不过从他脸上还看不出来。我去他家相亲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穿戴得板板整整和个好人完全一样，可是一站起来就没法看了，腿撇咧着，走路一瘸一拐。那个脖子靠在椅子背上时你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儿，一离开就歪倒在一边，头也跟着耷拉下来——大概是脖子上的筋伤残了。那是个夏天，他穿着件的确良白衬衫，从敞开的领口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疤瘌，紫红紫红疙里疙瘩的，看着就让人膈应难受。你说，我能跟着这么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么？结了婚天天我要像伺候祖宗一样服侍他，还不可能有好的那一天。要是两个人一起上街，见了熟人不是给丢死了？让我们家那些亲戚朋友怎么看我！

“更可笑的是他的那个爹，一个六十多岁得了肺癌的老头子，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天天上医院，处处得花钱，那就是个钱坑无底洞啊！那天我去他家相亲的时候，碰上他嫂子的娘家爹来走亲戚，正巧又碰上他爹往家里挑水，把大缸小盆都盛得满满的，累得坐在门槛上呼哧呼哧地喘大气。他亲家问他，'哥，你这是怎么啦，怎么会累成这个样子？’他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兄弟啊，你是个不知道啊，过去咱这里挑一担水是一分钱。从今天起，改为一分钱挑两担了，是两担啊兄弟，整整地便宜了一半啊……’”

我“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这真可以称得上是个过日子的好把式，勤俭节约的模范户，可以被评为节约用水的标兵模范了！

那时候，“引黄济青”工程还没提出来，青岛市的用水比较紧张金贵，甚至曾有一度自来水被限量供应。

她也苦恼地笑了，接着说：“你说说，这样的人家我去了怎么过啊！”

设身处地一想，她说得也是不无道理。

我问她：“你所要求的对象，条件应该是什么样儿？”

“我的条件其实并不是很高。”她稍微思忖了一下，向我细细数说道：“你看啊，最起码得有份稳定的工作吧，能够养得了家吧，父母有份劳保以后对儿女没有拖累吧，人要长得差不多，不能说特别漂亮，最起码别太对不起观众了吧？是工伤，但不能太严重，既要看不出来，又不能影响正常的生活……”

呵呵，如果按图索骥，这样苛刻的条件可就太难找了！

“更重要的，还要有充足的理由把你办回青岛来！”我截住她的话头，干脆把她藏在最后的底牌给翻开亮出来摊在桌面上。

她似乎有点尴尬，又像是默认。

看来，我这话确实是说到她心坎里去了，她又有点难为情地眨巴了眨巴眼睛，笑了。可是，普天之下，上哪儿去寻觅这样的人家呢？不是说不容易，实在是太难了，也许有这样的人还找不找她呢！

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在我们现代社会中所造成的窘境。怪不得提出这个理论的三位美国经济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呢！

归队的日期日日迫近，我在做着离家前的准备工作。宫常娜的爸爸又到我家来了，手里提着那根形影不离的拐棍，看来他腿脚有点毛病，不是太重。他是那家大纺织厂的老会计，守着整齐的账本和严谨精确的数字谨慎小心地度过大半生时光。尽管退休多年，好像仍没走出那个工作环境的束缚，脱离不开那种习惯了的呆板职业心态。走路慢慢悠悠，说话吞吞吐吐，一句话通常要截成三四段才能表述出完整的意思，往往是说一段，留一段，还有一段卡在嗓子眼儿里，既不想吐出来又不愿咽下去。在交谈的时候，他只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的陈述，绝不轻易透露自己所拥有的信息和观点，给人一种水深流缓，贵人语迟，又好像时时在提防着对方有阴谋的感觉。

我把他让到家里来坐下，诚心诚意地对他说，前几天我在街上遇到你们家宫常娜了，她说她想要回农场去，这几天再没见到她，我的假期快到头了，她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请你给个实诚准信儿。

他像被针扎了似地一哆嗦，突然抬起头来怔望着我，惊诧地问道：“她这话是跟你说的，她要回甘肃么？”

“是啊，怎么，这事您还不知道？”我奇怪地反过来问他。这是家庭中的重要决定，我真的以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事。

“她没说，没说啊！”他慌忙矢口否认，在仓促回答中连语调都变了，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噎住了，急于赶快摆脱困境似的说，“她有病，她的这种病不能见男人。这样的病人怎么能回到那种地方去呢？不行的，不行的，绝对不行的。”

说完，他惶惶然地睃了我一眼，连句道别的话都没说，急匆匆地起身走了。

这家人怎么会这么个样子呢？我感觉怪兮兮的，对着他的背影怔望了半天，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可能他从前在工厂的办公机关里因透露什么信息而吃过亏，也可能是接受了别人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所以才这样躲躲闪闪藏藏掖掖地充满一种神秘感。

不理她了，我只好独自返回农场，想起这事心里就别别扭扭地像是吞了只苍蝇，很不舒服，觉得这家人太不实在，究竟是接受了什么教训，说个事情怎么老是闪烁其词呢？

我走后，宫常娜的爸爸经常利用早晚到沧口广场溜弯儿的机会顺便到我家去打听农场的信息。我爸爸来信问我，他们家是不是对你有好感啊？我说，人家的心气很高，她正在寻找“工残”者搭桥回家呢，哪里能看得上我一个没有根基的穷知青小农工？她的爸爸到家来的目的无非只是想探听一点消息而已。如果有的话你就告诉他，没有就拉倒！我讨厌这种人，少和他叨叨——牵扯精力浪费时间。

就在那年冬天，甘肃省农垦局下了一道文件，要求所有离开农场长期未归的知青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归队，否则将取消其职工的名分。这种行政方法对其他人可能是杀手锏，唯独对城市来的知青是无用功！知青最不怕的还就是这个，能够被开除退回原籍那可真是求之不得的美事。文件下发以后几乎没人在意，所以执行的结果再也没有下文了。宫常娜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给我写来一封信，措词简单得像发加急电报：

李：

我想回农场，你在六连帮助给我准备一下。

没有署名和日期，信封的发信地址处只写着“内详”二字。仔细看邮戳，是从我家附近的沧口邮局发出的，可以判断发信人就是宫长娜。

读罢信我心里就感觉特别扭，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塞了牙眼儿，难受，又抠不出来。她这封信里写了个啥啊！不管咱们是同志、朋友还是战友，你总得有个称呼吧！这样开门见山直呼其姓，连个名字都省略掉，按照咱中国人的道德礼仪，不说是你傲慢无礼，最起码也是对所请求者的人格不尊重吧？更有甚者，你连个自己的署名都吝啬得写，凭啥啊？何况你是远在数千里之外隔空喊话还是要有求于人，怎么连个“请”字都没有，你以为你是谁啊？真是莫名其妙！

真不想多管她这份闲事。

思索再三，我还是做了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只是为了以后见面时好有个交待，毕竟大家没有撕破脸嘛。她回到农场的连队后，我们保持着极平常的同事关系，没有单独交流过任何信息，从心理上说我和她根本就粘连不到一块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三观”不符。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她此次回来就是因为有一种“不能见男人”的“病”。目的是要办病退手续回家，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而已。

那时，她就是将近30岁的老姑娘了，不能说是徐娘半老，也已经是过气的残花败柳了。

在农场里，办理病退手续回城是个非常繁杂的过程，要经过重重关隘，需要等待半年甚至一两年，度过一个非常漫长痛苦的忍耐过渡期。在这段时间里，你要吃饭吧？一般的家庭不可能寄钱来养活你。如果请病假就要每天清晨上班之前到医务室的卫生员那里开病例条，然后再去找连长或指导员求告着签字批准，光那个吊丧样的猪肚子脸就够你看的。无奈之下，那你就只得去上班干活。社会底层的人没有靠山门路，只有下大田出苦力干农活。有定额的任务，要想完成任务不被责难你就要拼着力气干，能够完成任务就证明你和别人的体能完全一样，体能一样就证明你没有病。既然没有病还办什么病退啊？在这里铺下身子来好好干就是了。还有些人因为自己走不了眼红就拼命挤兑你，嘲笑你，排斥你。好多试图病退者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病退念头给消磨净尽，只好俯首认命了。

青春期的男女总是在不断寻找自己人生的另一半，不管是在冰天雪地还是在荒漠野岭，也不管是你贫困交加还是厄运缠身。回农场一个月后，宫常娜就开始谈恋爱了，男方是来自西安的一名知青，名叫张善崇。我想宫常娜可能是看中对方那份比普通农工高十几块钱的拖拉机手工资了吧？张善崇不喜欢吃肉，宫常娜也改为吃素了，可见人家是未婚的夫唱妇随，也是真心相爱，我从心里祝福他们！

在宫常娜办理病退手续的过程中，每当迈过一道关卡，有了可以走人的风吹草动时，她马上就会表现出对这桩恋爱关系的摇摆态度，借口是：“俺家里来信了，老人不同意；说我这个病不能见男人！”

这是种什么病呢？我不好问，人家也从来不说，那就存疑吧！

既然不能见男人，那你还要找男人干啥？这究竟是自相矛盾还是自欺欺人，亦或是玩弄人家的感情？

过几天看看没有动静了，她又跟人家粘粘乎乎地泡在一起，又是洗衣服又是拆被子，还在晚上相伴到场部去坐在一起并着膀子看露天电影，恩恩爱爱幸福满满，喜笑颜开欢乐盈盈。

过些日子又会再来一波跌宕起伏。

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把个张善崇给折腾得真受不了了，偷偷找我商量该如何是好。我们俩是好朋友，便好心地对他说，根据我对她宫常娜的人生观和她家中老人平时的为人处世态度来判断，如果她留在河西回不了青岛，嫁给你肯定是没问题；如果有一线回家的希望，那可就要另当别论了，他们家里的人把利益看得非常重要，所谓的爱情，完全就是个儿戏，你可要留个心眼儿啊。

张善崇是初恋，他的爱是真诚的。他说让时间来考验吧，即使冒再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我从心里佩服他！

这是一个充满了风险与矛盾的时段，也是在演绎着中国版的《阴谋与爱情》。

对于张善崇来说，这段时间是最幸福舒心的，也非常纠结痛苦，像踩在跷跷板上，忽上忽下，起伏不定。幸福的是，在他将近三十岁的时候终于遇到了自己的心上人，似乎拥有了人生的另一半；纠结痛苦的是，他希望自己的心上人能够生活在另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中，可又担心对方离开自己，从此天隔一方。对于宫常娜来说，则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现在有人在关心照顾自己，不再是孤苦伶仃地生活，心里踏实了，重活累活有人帮助她干了。忧的是病退手续一直像闪现在遥远地平线上的海市蜃楼，可以看到，却总是走不到跟前去，使她一直陷入焦急期待的旋涡之中。至于回家以后两个人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不知道，只有到时候再说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喜讯降临，宫常娜终于如愿以偿了。在办完病退手续准备回家的时候，她对张善崇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做了不少美好的承诺。她说她回到青岛后一定要努力说服家中老人，争取让张善崇到青岛来成亲。不过，据张善崇说，他们俩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好朋友关系，从没有动过非分之想，因为她有一道别人所没有的且不可破的牢固防火墙——“怕见男人”。

我与张善崇的地窝子住得很近，他经常私下里将自己的恋爱情报向我透露一些，让我和他一起分享痛苦和欢乐。他说宫常娜来信了，刚开始回家时找不到工作，要啃老人，生活很困难，他就给她寄去了五百块钱，以救燃眉之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数目得省吃俭用好多年才能积攒起来！过了几天，他又告诉我，宫常娜终于找到工作了，是在国营纺织厂家委会办的“五七”集体小厂里挑拣旧棉花，虽然很脏很累，好歹算是有了份收入；至于他们俩的婚事，家里一直没有松口。可以设身处地地想想，一个东南一个西北，一个在戈壁滩上，一个在大海边，没有自己居住的房子，收入极其微薄，真是进退两难啊！想想也是怪愁人的。

这样的话在她的来信中重复了若干遍，让人觉得像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朦朦胧胧的。我以一个知心朋友的诚心善意，诚恳地告诫张善崇，看一个人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将过去和现在叠加在一起，就是他的将来。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大胆推测，这些话更像是一种托词，是在释放想要后悔违约的烟幕弹。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从其他连队探亲回来的老乡那儿得到一个确凿消息，宫常娜在家中已经找到对象并闪电般地完婚了。即使成了有夫之妇，她还隔三差五给张善崇来信，反复强调以上那些所谓的“理由”。并说，张善崇给她寄来的钱她一分都没舍得花，他要将这笔钱买成衣服给他寄来。显然这是在为自己的悔约扫清退路。

我说她父亲是个纺织厂的退休老会计，对于来往账目算计得可清楚了，这完全是继承了她父亲的基因。

真相已经大白，一天晚上，张善崇到我家中找到我，痛苦地问我该如何是好。我说：“你就将计就计，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写封信吓唬吓唬她，就说你要到青岛去找她，'将’她一'军’，看她还再说不说实话！”

因为我对宫常娜这家人太了解了，同时也为张善从的不幸遭遇打抱不平，人生路上怎么会遇到这么个人呢？

看在以往友谊和情感的份上，张善崇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没有拆穿她的谎言，也没有到青岛去让那个负心人难堪，而是经人介绍了一个兰州姑娘成了家，结束了远在三千公里外那出自编自演的闹剧和骗局。

四年以后，我调回家乡，由于忙于生计，没有心思打听宫常娜的消息。从心里说，这种人和我完全不能在同一个频道上说话，不值得浪费时间与之交往。尽管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她在我们“老甘”的圈子里没有任何知心朋友，所以一直没人再说到她，战友聚会时也不见她的身影儿。有一天，我到市北区去会见一个老朋友，刚下公共汽车，忽然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喊着倒卖公共汽车本票。我没在意。就在我转身将要离开的时候，那人扯了一下我的衣袖，问道：“大哥，有本票卖吗？”

我抬头定睛一看，不禁叫了起来——

“啊呀，宫常娜！怎么会是你啊？”

正是她！这是二十年后的再次相遇，而且是在家乡城市的另一个区里。如果不是她主动叫我，我还真认不出来。直面看来，她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头上包着条陈旧的蓝头巾，满脸皱纹，似一只晒干了的丝瓜瓤子，挺着个大肚子像个怀孕待产的老太婆。脚穿一双旧橡胶雨靴，裤腿挽得高高的，肮脏的雪水溅到了她的身上。那年月，企事业单位都要按月给自己的职工发放上下班通勤乘车的本票，是一种小福利，如果用不了，节余下来的可以低价出售兑换成现金消费。有人见其中有利可图，在倒买倒卖过程中赚得一点微利差价，是个很辛苦的投机小生意，好处是不必费力气花大本钱，也没有任何风险。

“下岗了！”我没问她，是她自己主动告诉我的，可能是为了解窘，也是为了说明自己沦落到做这种小生意悲惨地步的原因，“没有办法，家里孩子要上学，到处需要钱。”

当时刚刚开放搞活，业余时间花力气挣点钱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但在从前的老战友面前，还有那种自以为高傲的情结作怪，总会觉得掉价惭愧没有面子。

“好多年没见，你现在住在哪里？”我随口顺便地问了句。

她朝马路对过那片楼房胡乱指划了一下，权当是作为回答。我没有心思打听她所指向的确切位置，也没打算去她家里拜访，只是简单地应酬了几句，因有要事在身，就匆匆转身告辞了。给我的印象是，她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坦率地说，不如她当年在农场里的处境，也彻底失去了那曾经有过的盲目无知的所谓优越感。

那时候她是多么骄傲啊！自认为是来自大城市里上层工人阶级家庭的娇小姐，住在大型棉纺织厂职员宿舍的二等房子里，还有个知青的名分，幻觉中似乎有许多人都在追求她。连写封信求人帮忙办事时都不屑于签上自己的芳名，真是牛逼得不行。

岁月不饶人啊，曾经的繁荣都要成为过时的黄花，疯狂的幻想过后留下一地鸡毛。

在一次老战友聚会的时候，一位和她回城后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偶然说起宫常娜，感叹她命运的多舛，并给我讲了一段有关她的遭遇，使我又回忆起三十年前她拼命寻找因工致残配偶的往事！

宫常娜病退回到青岛后，因为弟弟妹妹的年龄在后面催赶着，作为家中的长女，自然要赶快想法出嫁，为自己的父母消除心事。经过多方努力，很快就找了个对象。如今她由“农”转“非”，又成了“伟大的工人阶级”一员，今非昔比，鸟枪换炮，条件一下子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从前所向往的那种“因工致残者”自然就不再在她的配偶选项之内了。结婚后她理所当然就可以“见男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久就因为“见了男人”生下一个大胖儿子。家境不算富裕，但比起在农场当农工时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温柔乡里，与张善崇在戈壁滩上的山盟海誓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她的丈夫是个年青精干的好小伙子，没有什么文化，是在生产一线从事体力工作的工人，成天价跟钢铁和起重吊车打交道。有一天在指挥吊车起吊钢板时，因为操作不当，发生了磕碰，钢丝绳突然断裂脱了钩，钢板从空中坠落下来，幸亏旁边一个工友就势猛推了他一把，躲过了灭顶之灾。不幸的是，落下来的钢板正巧砸在他的两条腿上，造成了粉碎性骨折，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有办法使之复原，只好做截肢处理。

男人一致残，家里就塌了天，宫常娜天天带着孩子到她丈夫所在的单位去哭闹，缠着厂长和工会主席。不给解决问题就在机关办公大楼的走廊里打地铺睡觉，支上个煤油炉子就地吃喝，带着个小孩子又哭又闹，扰乱得人家根本没法正常工作。好话说了千千万，赶又不能赶，动粗又不行，实在没有法子，只好答应她提出的两个条件：给她安排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把她从纺织厂里小集体企业拣旧棉花的岗位调到她丈夫所在的工厂来，随便在后勤部门给安排个工作位置，领着工资天天在家照顾自己的残疾丈夫。

捉弄人的命运之神转了一大圈又回到自己的老路子上。由于她的遭遇，我时常在想，这人世间难道还真有一种东西叫宿命么？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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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李生德，1965年由青岛赴甘肃兵团，曾任团宣传队创作员。1973年参加兰州军区文学艺术创作学习班学习，在此期间发表过小说及散文，主要有小说《高粱开花的时节》《待业者》等（《甘肃文艺》《飞天》）；和散文《海歌赋》（《飞天》）；诗歌《玩具商店速写》（《甘肃日报》）。1981年调回青岛后，为李沧区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的馆员，中级职称。从事文史工作和大型节会策划。发表的文学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背弓的人》《福音村纪事》。系列散文《大漠札记》有多篇在凤凰网和各级报刊发表，主要有《在疯狂的岁月里》《表姐小凤》《绿色的金子》《好人李学福》等等。退休后任青岛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宣讲团团长至今。为青岛市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版权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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